天道

郭德纲近日做客《鲁豫有约》，称自己不适合做生意，“入佛门六根不净，入商界狼性不足。”鲁豫显然没有听说过这句话，用天真的口吻反问：“经商需要狼性吗？”
这句话，出自豆豆2000年出版的小说《背叛》。5年后，豆豆的经典作品《遥远的救世主》面世，至今仍然是讨论不衰的网络热点。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天道》热播之时，曾有人在音像店一口气买了50套。两部小说，都塑造了一个有鲜明狼性的主人公，都是强人与无明众生的互动游戏。《背叛》中的主人公宋一坤设了一个精妙的诈骗局，而《遥远的救世主》中，丁元英以扶贫设局。前者还算在商言商，后者在商场中又植入不少形而上的思索，是以出世之姿谈世间法。
丁元英从私募基金退出，来到小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这就要求你得比狼更黑更狠，但是心理成本也更高，而且又多了一重股市之外的风险，所以，得适可而止。”在作者豆豆的笔下，他有着醒目的世外高人范儿，因为参透了文化密码，所以摆脱了弱势文化的局限，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格局。有力量左右和影响别人的命运。
遽变到来之前，一切看起来平淡又平常。不过是丁元英承诺要为女友芮小丹在贫困的王庙村书写一个扶贫神话，指导叶晓明、冯世杰、刘冰等几位发烧友组织起格律诗这个小公司，然后它从市场领跑者乐圣公司手里买去1000套乐圣套件而已。但这1000套乐圣套件被组装成500对格律诗音箱，并且以超低价冲入市场，危机瞬间发生。乐圣从高端民族品牌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暴利者。乐圣总裁林雨峰宣布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依据起诉格律诗，并且放出狠话：败诉就跳楼。
但林雨峰输了官司——暴利其实并不存在，乐圣作为成熟公司，有健全的生产线和人员配备以及相关福利待遇。格律诗的音箱超低价，源自于王庙村的一群农民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用超低成本挣得一点辛苦钱。结果，乐圣不得不与格律诗合作，割让出箱体业务给王庙村，被迫与竞争对手分享销售网络。
这里，只看到零和游戏，看不到帕累托改进，看不到合作共赢。
丁元英判定贫困之源是弱势文化的文化属性。什么是弱势文化？是期待救世主、高人、贵人的文化。
他给王庙村制造了一个扶贫的神话，但这所谓扶贫是什么呢？王庙村建立起了一套逃避了劳动法监管的劳动密集型手工制造生产体系，付出环境问题和劳动力剥削的代价。他认为，不这样做，不靠边缘手段撕开一条血路，从人家的口里抢一口饭吃，王庙村人作为弱势文化的代表，永无出头之日。
从根本上说，村人的命运，他并不关心，关心的是唤起一场讨论。民众在他心目中，依然是无法明白任何伟大理想的草野莽夫。
一方面，他认为，对于无明众生，假如没有一个强势的智慧的人来指挥和带领他们，他们将会永远活在愚昧和落后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指责无明众生的没有主见和盲从，只知道等待强势的出现，等待救世主。
在这重重矛盾中，他这个山寨版救世主粉墨登场了。
发起这场杀富济贫商战之前，他曾赴五台山，求高僧指点迷津。因为心知这事儿做得有欠厚道，第一，未必对得住王庙村的人们。虽然脱了贫，手里有了点钱，但“农民得从吃饭睡觉的房子里挤地方，得呼吸油漆的有毒气体和立铣、打磨的有害粉尘，得听各种生产噪音。这里有劳动时间问题，有使用童工和老年工的问题，有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和环境污染的问题……”；第二，未必对得住叶晓明、冯世杰、刘冰三位股东。因为“扒着井沿看一眼而已，不解决造血问题。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了一眼再掉下去是不是让他患上精神绝症？……”第三，未必对得住林雨峰和乐圣公司。
所谓去问合不合佛法，是给自己找个心安。得到高僧大德一句“大爱不爱”，终于放了心。翻译成无明众生熟悉的语言，就是：我亏欠你是为了对你好，手段虽然并非无可指责，但我动机纯正，什么都不图，里面没有我自己一分钱的利益。
但世间法有时候就是那么诡异。出自私心杂念和动机不纯的目的，未必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动机纯正的巨大的善，也许与巨大的恶也只是一步之遥。
丁元英利用了法律的漏洞，和农民急于脱贫的心态，设了一个充满杀伐之气的扶贫局。农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们要在几年后才能看得清楚。但丁早就看清楚了。但他还是认为，弱势文化的他们除了出卖体力和透支生命的血汗工厂模式，别无选择。
丁元英明知道以叶晓明他们的智慧程度，不可能理解他的全盘计算。但故意不和盘托出。考验的是他们的愚信和愚忠。
这故事就是一句话，信丁哥，得永生。对他心存疑虑的人，非要用自己有限的理性去做判断、做决定的人，一定聪明反被聪明误。只有自始至终对他深信不疑、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人，才有好结果。
他像上帝一样，看着愚痴的人们作茧自缚。一方面，他似乎慈悲为怀。另一方面，又如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送给芮小丹的礼物，就是文化属性与得救之道的讨论。丁元英和芮小丹在王庙村“河堤夜话”那一幕，总让我联想起像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天神，几句口角纷争，几番打情骂俏，下界已生灵涂炭，天翻地覆。
这个礼物，无关慈悲，不为救世，只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坐而论道。
小城女警芮小丹，身份与《玉观音》中安心类似，但为人截然不同。名导演之女，住在独栋小别墅中，在法兰克福长大，有德国居留权而不用，非要回到祖国小城当警察，出发点是想位居主流社会。在德国只是个边缘人，虽生活无忧，却比不得在祖国当警察神气。这理由放在常人身上相当牵强，不合常理，却被丁元英大赞“自性自在，不昧因果”。
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之一，她是个最立不住的角色，因为过于完美而飘忽。误入红尘的极品女子，脱离了贪嗔痴的天国的女儿，完全是想象中的人物，是作者送给丁元英的一份厚礼，短暂慰藉这个以“觉者”自居的人必然的孤独。
作者的偏爱就像《背叛》中宋一坤偏爱夏英杰，把她小心地保护在诈骗计划之外。这个深处漩涡中心的女人，曾对一切阴谋无知无觉，眼里只有未来和爱情。
《遥远的救世主》里，芮小丹是扶贫计划的发起者和真正灵魂人物，却又一直置身事外，做旁观者状。作者连内疚这样的情绪也舍不得让芮小丹承受，质本洁来还洁去，在得知林雨峰和刘冰的死讯之前，她先死于执行任务中。
芮小丹之死是必然。否则，以她的干净通透和理想主义，如何面对因她索要的礼物——王庙村脱贫神话，而导致此后林雨峰和刘冰的死？背负愧疚的她要如何与丁元英赴德国双宿双栖，以这些经历换来的感悟走上职业作家之路，去挣丁元英计划中的15年1000万？虽然，这1000万对她并不难，因为丁元英早就分析过，“精神拯救的暴利，与毒品麻醉完全等值，而且不必像贩毒那样耍花招，没有心理成本和法律风险。”
于是，执行任务过程中，罪犯自杀性爆炸死亡，芮小丹被炸残、毁容，她当断则断，自杀了。符合芮小丹的一贯作风，完美主义，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电视剧改编时，删去了自杀环节，是个迎合观众的败笔。
丁元英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打底，对人生的参悟都还立得住，他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芮小丹却是天赋异禀，一片纯净，根本无处惹尘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无须思议，直达真我。
丁元英和芮小丹有足够的智慧和悟性，单单少了些慈悲。高僧说，丁已经站到了得道的门槛上，但这一步之遥，却也难如登天。我的理解是，这一步之遥，就是慈悲与智慧的距离。
缺乏以他人之痛为自身之痛的悲悯。他的智慧，是居高临下式的，外科医生式的，有技术含量，却不含情感温度，俯视无明众生。相当于网络上的纯技术贴。最后对待刘冰的阴损一招尤其令人心冷。丁元英应该看得出，刘冰承受不起这样的考验。那份考验表面上是个公平的测试，刘冰之死是咎由自取。但实质上，一向对人性算无遗策的他，不可能算不出刘冰的选择，更不可能算不出林雨峰必死的结局。
这么浓重的杀伐之气笼罩在丁元英身上，不是“替天行道”“大爱不爱”这几个字就能够消解的。贪嗔痴慢疑，占了一个“慢”字。心中有太多的孤高自诩和意图把自己“酿得淡而又淡的名贵”，还是着了相。
究竟是替天行道，还是把别人视作自我实现的工具？说到底，还是强人政治的山寨救世主意识，加“存在决定意识”的实用主义。所谓天道究竟是什么？作者还是语焉不清。
女作家往往长于挖掘自我，拙于描绘社会，但这部小说的广阔视野和思想深度，以及对商战的描绘，都是极其罕见的，明显超出了普通20多岁女作家的驾驭能力。甚至一直有人怀疑豆豆背后另有高人。这部小说的思辨色彩和精妙设局，都让人读得十分过瘾，如饮琼浆。不管是否有这位幕后高人，我都无比期待豆豆的下部作品问世。

丁元英算是个人物，但也就是个人物而已，远不像作者所说的似魔似鬼。作者有点故作惊人，倒显出几分小家子气。

捡一捡丁元英那套哲学里的干货。我个人理解大概有：

1、形而上层面上：难说有完整的体系，主要是佛学，属于禅宗一路，再添上些道家的只言片语。看不到厚实系统的学养支持。

2、伦理学层面上：核心观念是文化属性，即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照我理解，这个无非是尼采的奴主道德和奴隶道德之类，算不得什么新鲜玩意，没必要生造出这些别扭的名词来唬人。

3、宗教层面上：核心观念所谓“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说得花哨，但实际上很轻率。人世宗教的终极观照确有其相通之处，但道教、天主教、佛教等的根本理念之间，仍是存在重大差异的。世界上恐怕仍没有一个宗教学家会将这几个观念简单地等同起来。当然丁元英（或说作者）的佛学知识确实超出一般人，可以有他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和理解，但拿这种严重缺乏严谨论证的所谓个人“觉”和“悟”当做“天道”来挥舞，未免贻笑方家。

4、政治主张层面：这一点在电视剧里表现得很是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开宗明义：“XX党也难啊”和“不能把几千年积累的问题算在一个只成立了几十年的政党头上”（窃以为这一句完全是诡辩，且不论这个政党本身如何，我们同样不能将当下所有的问题的根源都算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头上）；另一方面又让肖亚文在法庭上宣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只有靠农民自己！”作者给出的“自己救自己”的方案大概是“市场经济+转变传统道德”，这个却与唐德刚之类的开启民智，培养民治精神的主张已经相差无几了。真不知道究竟哪一面才真正是作者的想法。当然，在目前的出版环境下，个中微妙也不必细究。

5、文学层面：没有看到原著，仅就那首《自嘲》而言，有灵气、有见识，但作为格律诗词，仍然少文，充其量也就算是顺口溜，再不拘一格点儿，就离“不须放屁”不远了：）

总之，丁元英的思想体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拼盘，里子大概是些佛学知识、超人哲学、实用主义的政治理念等等，打着些玄虚的机锋作面子，再点缀些音乐欣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站在门槛上左右逢源，但我们读者却必须明白：骑墙并不等于圆通无碍。丁始终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文化混子，如果只是一个混子，倒自有其可取可爱之处，可一旦这个混子认起真来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天道 —— 有那句现成话摆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另外仅就剧情而言，也存在不少生硬之处，比如最后刘冰在豁出身家性命去孤注一掷之前，竟没有打开那个至关重要的信封看一眼，不说利害，仅从好奇心这一点上也说不过去。另如：芮小丹舌战王明阳（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偏偏将歹徒与王守仁联系起来，很无谓）一段，芮小丹与王辩难长达8个小时，凭借的只是在3天里恶补的连她自己都一知半解的艰深知识，竟可以毫无破绽，运用自如，将学识渊博的王明阳彻底折服，呵呵，这也将作学问看得忒容易了。

其实，这部剧作为商战片或爱情片来看都不俗，可惜作者对丁元英这个角色太过自负或说太过投入，硬要将主题拔高到一个承载不了的高度，竟有点装神弄鬼的意思。OVER

——浅说《天道》的思想意义及其他

作者：郭政男


    电视剧《天道》取名意境高远，剧中基督、佛、道之警句如缕串珠可谓精深难测，该剧的思想意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可谓莫衷一是。看完二十四集回头梳理：从芮小丹投向丁元英心灵与肉体的爱恋到丁元英为红颜知己创造神话，从芮小丹悲壮之死到丁元英在林雨峰的枪口面前镇定自如，每一位观众都会感到心灵的震撼；从格律诗公司没有花篮和庆典的开业到与乐圣公司对簿公堂，从冯世杰、叶晓明、刘冰退股到刘冰跳楼自杀，自然引起我们对杀富济贫、公平正义、道德价值等观念的思索；从芮小丹审讯王明阳时对天堂、地狱、圣经、窄门的心灵对峙到丁元英与智玄大师对真经、法门、悟道、修行的对流，特别是“神即到，道法自然，如来”一句贯穿全剧，我们会陷入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沉思。丁元英面对智玄大师说：“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丁元英喊的是什么？该剧的思想意义何在？这不是一个容易说明白的题目，本文不揣浅陋，略说一二。

一、　丁元英呐喊的基因是天道，因此，首先要了解对天道的一般性阐释。丁用两句话阐释天道：“天是道，是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这两句话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方面，是丁元英的思想、理智的概括。

何为“道”？《圣经．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是我国古代唯心主义所谓的“道即宇宙的精神的本源”；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用“道”指事物的普遍规律。何谓“神”？神是宗教及神话中所指的物质世界的、超自然的、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存在，基督教指上帝（天主）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何谓“道法自然”？语出：《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我国道家哲学思想的精华，意指道是效法自然而非人为。何谓“如来”？如来是释迦牟尼的十种称号之一，“如来”即从如实之道而来、开示真理的人，通常是佛的自称。


何谓“天道”？“天道”是中国哲学术语，原指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现象和过程，唯心主义者认为天体运行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如《书：汤浩》：“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与夏”；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天体运行是一种不体现任何意志的自然现象，如王充《论衡．遣告》：“夫天道，自然也，无为”。　　


　　由上列解释，“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把基督、道、佛三教融合到一起，它阐释的“天道”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天道”是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唯物主义的；另一方面“天道”是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神的意志，这是唯心主义的。唯物与唯心的结合就是二元论。我认为不必深究唯物、唯心、二元论的是非，用天道的两方面意义来理解丁元英的呐喊所折射的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及丁元英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是顺理成章的。


二、　强势文化才能拯救贫穷落后，这就是天道。丁元英对强势文化的呼喊，就像当年鲁迅先生给自己的小说取名《呐喊》一样，旨在唤醒国人的觉悟。

丁说：“透视社会依次为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

王庙村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街道狭窄、房屋陈旧、百姓落后，冯世杰说：“媳妇都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连四元钱的水费交不起”。世代生活在如此贫困落后环境中的农民，他们都很虔诚的到基督教堂听布道，却不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生存状态；他们靠父母、靠朋友、靠上帝、靠皇恩，就是不靠自己来改变命运，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弱势文化的写照。丁的“杀富济贫”向这些人们呼喊：上帝只拯救那些自己救自己的人！无论“杀富济贫”这种开采市场资源策略的利弊如何，但最终王庙村的农民靠自己的双手、吃大苦耐大劳与贫穷告别。丁又说：“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他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他与客观规律的距离。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的，是灿烂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中国是文明古国，几千年的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但在近代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落后了，特别是二战后，西方的经济、科技突飞猛进，我们跟在后面举步维艰；改革开放迎来曙光，技术进步了，制度改良了，但几千年弱势文化的根扎得太深，靠恩典吃饭、凑付过日子的思想绵延太长。因此，诸多现象还是弱势文化的反映：嘴上要民主，给你民主也不会用，看着人家议会打仗直摇头；上面政策不对、做法不好，别人能接受咱也不作声；下岗心里难受，领上一袋面一瓶油愁云就没了；碰上不公或骗子，忍了最好，讨个说法摆不平还得忍。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大部分是孔孟文化，中国老百姓脑里装着“君臣父子”、“仁义道德”，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但仁人志士自古有之，鲁迅是现代撞击弱势文化的旗手，孙中山赶跑了皇帝，从此，中国文化属性有变化了，这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缘故。现在，到西方留学、参观、旅游者，回来后都说外国好，岂不知除了文化差异我们绝不差，这个差异是在哲学、政治、经济领域强弱文化的反映不同。《天道》借丁元英之口，再次向国人呼喊“强势文化”，用王庙村的神话为国人诊脉，开方吃药是国人自己的事，英雄、圣人救不了你们。



三、“又扒拉铜板，又扒拉灵魂”也是天道。丁元英遁栖古城创造神话是用行动向国人呼喊：要吃饭，还得补脑，这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丁这位留学柏林的经济硕士书没白念。他曾就职于柏林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北京通达证券公司，曾任《世界经济周刊》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丁肯定对扒拉铜钱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套。九四年在北京创办个人私募基金，用外国人的钱不到一年在中国股市赚了两个亿，他自己不是缺钱的人，然后从北京到古城隐居起来。丁说：“我不过是一个略懂投机之道的混混，充其量挣几个打发凡夫俗子的铜板”。其实，丁不是混混，他到古城是为了“灵魂归宿感，这是人性本能的需要”。他到古城后“上网、学习，什么都看看，对文化属性感兴趣”。丁会挣钱却不恋钱，有口饭吃就满足了，把到古城的生活费给韩楚风的妻子应急付出十五万，剩余给了父母，自己变卖心爱的唱片维持生计，冰箱里是空的，每天三顿饭不是去地摊就是方便面，唯一值钱的是一套音响，他喜欢天籁之音。丁元英是个会赚钱，有思想的人，韩楚风说丁“是个明白人”，丁自己说是“把自己酿到淡而又淡的名贵”，芮小丹说他“又扒拉铜板，又扒拉灵魂”。小丹就是被丁的智慧和孤高所折服才涌起热恋。吃穿住用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因，人吃饱穿暖还要读书、思想、听音乐，使精神丰富起来、灵魂健康起来，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道理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用“扒拉”两字就形象地说明挣钱和补脑都不是容易的事。毛泽东提倡先抓思想再抓经济，邓小平提倡先抓经济再抓思想，后来说“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一起抓”，连这些大人物都如此关注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的关系，可见这不是一件小事。刘冰钻到钱眼里没出来就跳楼自杀了，他只想扒拉铜板，忘了扒拉灵魂或者说没有扒拉灵魂的素质，结果没挣着钱连命搭上；林雨峰很会扒拉铜板，可是扒拉灵魂的路子偏了，没到正门就出“车祸”了；冯世杰不会扒拉铜板，但灵魂天生厚道些，所以格律诗胜诉后又回去扒拉铜板去了；叶晓明小聪明，扒拉铜板会一点，扒拉灵魂初中没毕业，所以退股后再也没出现；芮小丹、欧阳雪、肖亚文可谓是扒拉灵魂的高手，小丹为国除暴、亚文有胆有识、特别是欧阳雪在退股、应诉、档案袋三个场面表现的重义轻利、不畏邪恶的气节，这三位弱女子灵魂之高洁，令我们每一位有良知的观众都心疼她们、更佩服她们！为她们的风采拍案叫绝！这些说明：既会扒拉铜板又会扒拉灵魂对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何等重要！用丁元英的话说：“一颗阴暗的心永远托不起一张灿烂的脸，这是人性”。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学些扒拉铜板的招数，这是好事；但是，贪婪腐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是只想扒拉铜板没有扒拉灵魂，挣大钱的人能有丁元英的智慧和气度的寥寥无几，能有欧阳雪气节的位数不多；穷者乍富，一见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就忘乎所以了。总之，国人特别需要提高扒拉灵魂的素质，《天道》的确是“扒拉灵魂的艺术”，仔细体味一下丁元英扒拉铜板、扒拉灵魂的高妙，能仿效的就做一点，我们的文明程度就大大改观了。


四、丁元英不是英雄也不是圣人，他说自己“本是后山人，偶坐前堂客”，他既有大智慧又有平常心，是即入世又出世的智者。

英雄是使天下人臣服于自己，完成赫赫事功的人，圣人是征服自己、替天下人解除烦恼痛苦的人。丁玩股挣钱、杀富济贫是小事功，谈不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丁深居简出、关注文化属性、研究基督、佛法，也谈不上是离尘拔俗、自觉觉人的圣人。但是丁元英的思想、学识是过人的，丁面对小丹的生离死别，足见他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沉思非一般人所能及：丁这个“骨子里害怕女人”的男人，没挡住小丹疯狂的爱恋，两人爱得很真、很深，他说：“此生得你红颜知己足矣”，一曲“天国女儿”作为故事情节的开始，为天国之恋埋下了伏笔；当小丹死讯来临时，丁一句“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来去自由，丫头，不简单呢”，他对生死是达观的；丁不哭不泪、伤心呕血，他对小丹的至爱无以言表；丁没有回答小丹的电话，致使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告别，他没有解释、也不抗争，认为“他对芮小丹的感情还需要别人的理解吗？需要理解即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当林雨峰的枪口正对时，丁的从容镇定是对小丹最深沉的爱的自然表露：小丹已经先我一步，我随后而去无缺无憾！丁交给刘冰的档案袋全是白纸，他要从格律诗公司清除刘冰这个势力小人，把送给小丹的礼物——王庙村神话写得完美、再完美！


　　丁元英说：“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正果是不想了，尘埃落定”，“我还没有装腔作势到可以无视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个东西”。丁相信上帝却不进窄门，明白佛法却不取真经，但他努力“心如明镜台，勿使惹尘埃”，即使悟到“明镜亦非台，何处惹尘埃”的境界，丁不去修当然也修不到，正如智玄大师所说：“进则净土，退则凡尘，这一步之遥难如登天”。实际上丁的思想境界犹如一脚净土一脚凡尘，这更具有现实性和典型性。这样的人既可为民出力、振衰起疲，又可栖林遁世、醉心思维，绝不会见利忘义、损国害民。由此可见，丁元英从闹人的北京退到清静的古城，再把用智慧创造的神话献给远在天国的小丹只身去德国，这一切，都根源于丁元英对天道的深思苦索，也自在情理之中。

王志文饰演丁元英确是导演独具慧眼。丁“他和正常人的思维颠倒了，说鬼话，办鬼事，倒行逆施，但还有道理，像魔，柏林有个居士说他是个极品混混”，丁集智慧、特立、孤独、怪癖与一身，其言语举止跟常人差异很大，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不仅需要高超的演技更要有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学识，这不是一般水平能做到的，王志文老师做到了。丁元英接听小丹最后的电话时，王老师放电话的手掌、手指细緻入微的变化，非常形象的表现出丁对小丹不详的预感、内心的焦灼和无奈；丁看到小丹以其心灵和肉体表示“履行程序”时，在突如其来的爱情风暴面前，王老师的眼神惊异又镇定、面部表情严肃又亲切，不失男人对一个真切女人的感激和尊重；丁听到小丹死讯时，没有言语没有哭泣，王老师面部表情丰富而细腻的变化，活脱脱的刻画出丁的大悲、大爱。

     电视剧《天道》，原著豆豆《遥远的救世主》。
    丁元英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混搭体，商人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知识分子才是他的实质。这是一个前现代和后现代光影重叠的时代，既有着前现代的粗重，亦有着后现代的拼贴聪明，然而独独却的却是现代，现代性的执着和痛苦。令我触动的，并不是丁元英的思想，或能力，而是他的精神。在他的精神骨子里，才具有一种真正的令人心颤的东西。丁元英当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拥有着一种在股票市场上甚或比巴菲特或刘青云（方展博、方新侠）还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能力，所以这就注定了他的在世俗中的失败并不是被迫的，而是因为性格，或一种自我选择。
    然而这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欺骗或软弱罢了。她并不能真正的完全正视自我。把一种人生的失败归咎于性格或一种自我选择，这完全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文学性”阐述。当然具体到在作者已经创造了的人物丁元英身上，人生的失败毫无疑问是因为性格，或一种自我选择。所以我才说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这个世上，还没有几人能集资本家和艺术家的才华于一身。作者明摆着是在说一个知识分子，却要搭着一个商人的身份，这无疑是一种屈服于当下时代风向的烙印。
    这并非是一个启蒙时代，乐观说是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启蒙了，满世界都是后现代的碎片；而悲观一点地说却是，人们仍在蒙昧地屠戮先知。丁元英，一个非启蒙时代的踽踽独行者，与基督而言他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他不可得道，一个被称为对传统文化的成见已经渗透到了骨子里的人，其实却恰恰是一个已经被传统荼毒最深了的人。在看到他的时候，我的脑中却一个劲地想到了魏连殳和倪焕之，然而作者却并不敢像鲁迅和叶圣陶那样去写一个固定为知识分子身份的人，因为这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启蒙时代。在这一点上，作者无疑是聪明的，然而也是软弱的。在对于时代的敢于自处上，作者其实还根本不敢做到自己笔下的人物的地步。不过又或许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的主人公已并不具有了时代观众和作者的审美口味，在这一点上，作者无疑又是聪明的。
    丁元英的深受传统文化荼毒表现在：
    一、 有思想、能力，没信仰。
    并非是骨纵相思当寸断，而是禅心难付剑与箫。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儒、释、道混杂的国家，在一个庙里可以供奉着孔老夫子、太上老君与观世音菩萨，各个宗教或准宗教在一个人的心里或心理，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各各互补。芮小丹借丁元英的话语，把以犯罪作为“生存的艺术”的高智商罪犯王明阳蒙住，“神即是道，道法自然，如来”，并不是什么才气横溢的偈语，而是在儒、释、道混杂的中国，自古流传至今的一种陈词滥调，它并不具有一种逻辑的自洽，而是一种得于还没有完全睡醒时的闪着文学丽句（诗）的美妙光彩的呓语，在本质上，它仍是一种“文学性的语言”，并不是一种具有“心理自觉强制遵循”的宗教性教义，它的随意、宽容、聪明圆融，与自由主义无异。
    在丁元英身上，有三件事物值得探讨，音响、茶、爱情。然而究其本质，这三样东西，之于丁元英，其实为同一事物，并无多大的差异。丁元英的一套价值四十万的充满“霸气”的自我组装音响设备，让古城中一圈子的音响发烧友惊为天人，然而古城一音响发烧友叶小明从他家里出来却做出判断，丁元英并不是一个音响发烧友，而只是一个玩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局促在一种音响热爱的钳制下。而且他随时可以把他的那一套音响“抵押”出去，把他的那一些私人收藏的原装正版进口唱片低价卖出去。在中国古人那里，金石、书画从来都是一种寄托人生理想的收藏，常常可能是即使宁可舍却生命，也不放弃的。由此可见，音响对于丁元英来说，其价值理想重要性，到底是连一种古人的金石书画收藏境界也没达到的。就更不用说是一种信仰了。音响对丁元英并不具有一种救赎的作用。
    同理，茶和爱情亦是。它们实质上只不过是丁元英的一种消遣，而并不是一种具有救赎作用的信仰。丁元英从来不曾想过要发挥自己的男性魅力，即使是对芮小丹的爱情来说，亦是从来都是被动接受的，而并不是主动接受，肖亚文所说他的，他这种人对女人的惧怕可说是渗透到骨子了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他高居于世俗文化之上的精神心理，已令他高蹈到不屑于与世俗较劲，他的怪癖，他的执着于孤独，再加之他的高蹈的思想，使他对于女人来说没有任何爱情上的意义，他这种人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具有一种朋友的意义。芮小丹在他家里，通过他的那一套音响听到那一首“天国的女儿”，而顿时受到了那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空间的启示：即是在世俗生活中，原来人还可以是有着另一种的生活的。她在这一种似乎是天籁一般的音乐声中，所受到的关于“另一种生活”的启示，其实是触摸到了这一个男子的内心，她对这一个男人的内心感到强烈的震撼。那一种天籁一般的音乐声，在她听过之后，仿佛是已经盘踞在她脑中一样挥之不去。
    事实上她已经爱上这一个男人了。爱情，是她的委身。至此，她应该明白了，她的一直以来的单身，并不是她不爱，而是她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个委身。爱情，对她来说，更似是信仰。她说，爱了。然而她所说的话语，却并不像陈琳所唱的《爱就爱了》那样，“她剪了新头发，连电话也换了号码”，孤独、凄怆、颓惘、无奈与无力，而是更多地具有一种接受命运的恩典的启示的决心，并隆重地赴约。然而这对丁元英来说却并非如此，在爱情的前后，丁元英的思想、能力、精神气质，却其实并无实质变化。爱情并没有弱化他的孤苦。因而爱情对他来说，却其实并不是一种救赎。而实质仍是一种消遣，就像是做了一场好人好事，扶了一位年老体弱的老婆婆过马路。
    二、 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鬼气。
    丁元英所阐述的“天道”观，“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天地循环，至圣真理，无人幸免。他在骨子里所追寻的却其实正是这样的一种“强者”，让人怜悯的“弱者”并不是他的所好。他可以为了他心中的那一点所谓的因于民族主义的说不得的“不是滋味”，而可以放弃他在一间公司里的风光职位，外加个人资产的三年被冻结，并三年内不得活动于资本市场，而跑到一个狭小的古城里去过他的“清静”的生活，“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他没钱，而仍然把自己这三年的生活费的几乎全部借给别人，而并不为生活忧心，这又正显示他的所谓的“强者”文化。他在古城里的住处非常的简单，在一处小区的顶楼，没有空调，夏天酷热难当、汗流浃背。他的住处里没有任何的装饰。
    芮小丹分析，在心理学上，通常是一个人的头脑越复杂，他就会越要求简单的外在环境。依我判断，潜台词是：一、他的思想已经够丰富了，并不再需要什么外在的事物来去做装饰；二、退一步说，即是，他的头脑已经够复杂了，他不能再面对复杂的外在环境了，他需要最为简单的外在环境去理清他的复杂的头脑，这是一种平衡，个人心理的内外观照与互补。但是我认为这可能只是关于一般人的判断，这种判断只适合于一般人，而对于像丁元英这样的“强者”和追求“强势文化”的人来说，却应该仍是有着第三种的更为深入的原因。在这第三种原因里，外在环境的极度简单并不是与极端复杂的头脑的互补，而是一种作为对极端“强者”文化心理追求和修炼的强化。一个极端的简单的外在环境，即是一个已经祛除了一切的不必要的装饰的环境。而且这一年来，他深居简出，活动范围可能不超过方圆一千米，连活动的范围也固定在了极为有限的空间之内。于是乎一个人的对外在的环境的需求和依赖就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了。
    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越少，恰恰就证明了一个人的内在精神能量的强大。庄子是一个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极端的少的人，然而他的精神能量却极端的强大，一个人行走于天地之间、尘世之外，“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但是庄子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对外在环境的摒弃，其实是对于外在环境的惧怕，怕自己能入于红尘之中，却不能再出于红尘之外，“为物所役”，从而丧失了自己外在行动和内在精神的自由。究于深层心理，丁元英其实可能亦不过如此。作为一个“强者”，他惧怕于对外在环境的依赖，这可以从他的对于人事上的关系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他是一个从来不会求助于人的人。除了宁愿出卖自己心爱的唱片也不求助于人之外，最震动世俗人心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的爸爸患了脑溢血，他的妹妹问他，假若是他们砸锅卖铁了，而仍差一万块钱就可以救他爸爸的命，而且是确定能救，怎么办？他回答，那么他就只有死。这在世俗人心看来是何等的冷酷和铁石心肠。他的妹妹在听到他的答案后，说，我无法理解。
    一个人如果对于外在环境太过的需要和依赖，一个人如果竟然需要求助于外在环境，那么他就不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了。求助于外在环境，并不是一个“强者”或自命为“强者”的人的行事风格，无论在何等恶劣的情况下。而这，通常亦都会被外界认为是冷酷和铁石心肠。与梵高并称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画坛双子星座的高更，就是一个著名的被外界认为是冷酷、铁石心肠的人。梵高的心肠软润，对世人满怀同情心，然而却一辈子都求助于外界：他的弟弟。高更却是冷酷、铁石心肠，在人到中年后，以一个模范丈夫、爸爸的身份而抛妻弃子。而且在毛姆以高更为原型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里，这个画家的冷酷和铁石心肠却是更为的惊心动魄，他不但不怜悯外在环境，而且是连自己也是保持着一种绝对的沉默，他即使是一个人在破败的寓所里病得几乎死去，而仍然是没有求助于任何人。而即使是有人碰巧来看他了，撞见到他这样，要他看病，而他仍然是懒得理会。他把一个人的对外在环境的需求和依赖降到了最低点。
    然而高更却是以绘画为仰望天上的“月亮”的理想，寄托和成就了生命的永恒和不朽。丁元英却并没有任何可以使他寄托和成就永恒与不朽的东西，以达到对生命的恩赐的报答。他一个自在的个体，极力弱化自己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却其实是主动地割离了与众生生命的血液联系，对于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人，他在天地之间、尘世之外，“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由于没有信仰的可以委身，而充其量的只不过是成了一个孤魂野鬼，踽踽独行。无论他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是多么的低，无论他的内在精神能量是多么的大，而仍免不了让人心颤的孤苦。最令我心痛的，即是这。聪明若丁元英，亦则只有在音响中寻找一点消遣，在不停的喝茶中填充自己内心的空虚了。
    三、 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无论丁元英内在精神力量是何等的强大，也无论他对外在环境的多么的独立，而在实质上，他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天道”观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切合现实，但只有顺从，却没有改造，刚硬，缺乏弹性，并不像超现实的宗教观那样，给人一种温暖、浸润人心的关怀和力量，它只能是推崇和铸造人心的坚硬。而宗教，即信仰，无论是何种宗教、信仰，却几乎都是建立在人心的温润和爱惜上的，它只是通过教义，来达到对于理想的把持，从而得到一种对于理想的实践的力量。它在柔软的本心的基础上，再加以刚强的信念。“人间关怀，美好心地，你说它很浅，但也很深。……对于至柔的心灵，我们恰恰必须有至刚的信念。”（刘再复、刘剑梅《共悟人间》）而丁元英的“天道”观却恰恰相反，他只认可一种“强者”，而认为只有那一种产生于所谓的“强势文化”的“强者”，在现实的侵争中，才具有一种优势的力量。从而走向了狭隘。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它的最受尊崇的哲学即是那种教导帝王如何去驾驭他的万民的哲学。在对于现实的牢笼上，它总是有着无比的兴趣。一切哲学、宗教、准宗教，无论它怎样超脱，最终，它都会演化为一种希图能获得现实利益的世俗迷信。孺子治学为获取共鸣，方士炼丹为成仙，佛家的善男信女们跪在观音菩萨的泥象前，是为了让观音菩萨给他送来一个带着小把儿的宝宝。而少有是为了一种自我精神上的完善。而其演化至为极端者，则为一种相面术、观心术、厚黑学、驭人术的兴旺，由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推进到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再也忍不住，蠢蠢欲动，以行实践。乃至现代西方传入的“人性的弱点”等，其实与这些都是为同一个系列。而这类世俗迷信，却又总是会永远持续火热。人们总是希望凭借了这一类迷信，而获得了一种驾驭现实的能力。这种迷信，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也是一种真理，但错在的是它们是坏的真理。对于坏的真理，不能只是顺从与利用，而是还应悲悯。
    丁元英的“天道”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用于实践的现实主义方法论，无疑亦是缺乏悲悯的。丁元英的在王家村，这一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整一个的实践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的使用过程，他并非是带着一种超越于现实的教义的期待去从事这样的一种现实的实践的。因而这整一个实践过程的一切，包括结果，他虽然从始至终就已经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可是一旦结果真的是落败，这就注定了并没有使整一个实践过程超越于现实什么。他太过的迷信现实实践只能是完完全全的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他在这里扮演一个神，为了履行对于芮小丹的承诺，他要在这里创造一个神话。然而他终究只是一个尼采，而并不是一个基督。他的并不借助于任何信仰的力量，而企图达成一个“强者”，实质为一个尼采的“超人”。他在对五台山的智玄主持说，与基督而言他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他不可得道，其实并无一种面对“窄门”与“道”时的自卑，实质在其内心里可能反而是一种骄傲与自许，因为他认为他已经丰富到没有一个宗教或信仰能够让他匍匐。所以他才会轻易地说，他站在道的门槛而还差一步，但缘已经尽了，就算了。他跟智玄主持讲“修”讲“求”并不符合他的本性，于是他又回到了“道法自然”的自由主义的门槛。他不“修”不“求”以跨进那一步，于是他终得只是一个尼采。尼采是一个孤魂，而基督却是以死亡来证实了一种超越的可能性。
    但丁元英在当下具有浓重的反智倾向和幼齿化的大陆电视剧中，无疑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不同反响的异数，所以我仍是要赞美他。基于我的对中国现实的判断，我很奇怪竟然会有人投资拍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如果是电影那还好说，因为中国电影其实还不乏“艺术”，但中国当下大陆电视剧和观众的审美口味的反智倾向和幼齿化，在我看来，已是到了灾难性的地步。每次我打开电视机，我就会觉得是一场场的智力和精神灾难扑面而来，令人好不难受。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以一个当下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来探寻当下“知识分子”的心灵，这可以说是头一遭。因为当下的电视剧观众早已经是不习惯了这种“沉重”的题材。所以我才会对它的投资方表示敬意。当然这样的一部电视剧还是有着它的一些缺点的，比如我就觉得它其实可以拍得更为的明朗些，而不是这样的有点灰暗、混乱，有点煽情的嫌疑。
    冷酷仙境《地上的种子》里唱：
    “地上的种子，扎根在哪里。
    穿过那树林，狂乱地飞走。
    虽然曾经爱过，也总要死去。
    可是在阳光里，留下了痕迹。
    有一天你回来，蓝色的旷野。
    看到乌云外面，是白色时间。
    你张开微笑，大地无尽蔓延。
    这是个预言，在我身上实现。”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