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艾达

纯属是在整理笔记，也许后续会有补充吧（望天）

IDA是一部关于身份认同（identità）的电影

首先讲述一个关于孤独（solitudire）和孤立(isolamente)概念的区别。在拉康学派里认为，孤独是能和享乐主义分离的能力，而孤立是逃避孤独。而享乐主义是指在驱动力满足作用下没有限制的无限接近享受的对象的层面。

在生活中，我们不断受到当下的情况和刺激的影响，寻找孤独的时刻是更亲密接近客体的一种方式，是自我反思的主观时间。独处是将自己从思想中脱离出来，重新发现关于我们自己的缺席。因为拉康说，“思想就是享受。”

与对方的爱情关系的体验是沉重的，这同样是一种自我隔离（autoisolamento），包括这其中性表现。

Wanda的人物形象是复杂的，她生活在一种精神痛苦的层面，她从来都不是这个现实世界的局外人，这也是她的痛苦来源之一。她有着猫科动物般灵活敏捷、独立的特质，这也让她陷入了这种社交环境。与这相反的是，Ida在电影中的某些时刻经历着健康的孤独。而似乎沉浸在世界中的万达却经历了沉重的孤立时刻，即使她与他人在一起。孤独是走向一种基本的亲密关系的通道，与一个人自身存在的流动相适应，在这一时刻，我们也从我们生活的叙述中脱离出来，从我们每个人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中脱离出来。

在电影中，通常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成一个对照组，这是一个常用的叙事策略，从而引发观众的共鸣。这部电影中也是如此，在这里Ida和Wanda就是孤独和孤立的对照组。

与Ida相比，Wanda的人物形象更接近与常人，她有很多复杂的情感都在发生着变化, 有生命力的、政治性的人物，她做出了牺牲，深陷痛苦，幻灭。她感到孤独，需要有人在她的生活中，但不知道如何去做。

Ida的人物这相对简单，但仍然经历着变化。我们可以从开头和结尾的取景变化中看到：从固定镜头到手持摄影（这也是全片唯一个动态镜头）。因为与万达的相遇改变了她。

起初，艾达知道的唯一现实是这家她生长的修道院，在这里使用了很多特写镜头，在私人独处的情况下，倾听她自己的独特性，她体验生存节奏的方式。

当她遇到她的姨妈万达时，她经历了一个不稳定的沉浸在外部世界的过程。（公交车）伊达开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旅程，这将重塑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他们踏上了为他们的父母进行适当安葬的旅程--这是一种发掘过去的方式，为多年前发生的恐怖事件划定界限和范围--为创伤提供一个象征性的框架，以使发生的事情不那么痛苦。

伊达发现她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影响了安娜/伊达赖以在修道院生活的身份建构，尽管这在最后并没有影响她的信仰。

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冬天，使我们总是看见风雪交加的景观。导演成功地传达了这种冰冷的感觉，就像一种唤醒。使我们不断地回到身份的主题上，对方是谁，我的故事是如何构建的，我是谁。

在旅途中，时常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展现脸部的特写镜头。有一个隐喻将前景中的脸比作灵魂的风景。外部景观成为自我（ego），它不只是人物移动的背景。它不是风景，而被认为是剧中的一个角色。

在掘墓的过程中，艾达和旺达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万达，受到了创伤，她的身体、动作、姿态表现了创伤，她的动作像一个机器人，行动缓慢。

伊达则更容易接受的接受了事实，以至于当农夫挖到遗体时，她立即就拿了过来。

这个景色（森林）不是偶然的，它也成为一个角色。当人们进入森林时，有一种冰冷的感觉，和一种非常执着的不安的维度。人物一开始就被定格在田野里，万达陷入困境。

可怕的创伤，主人公试图给所发生的事情一个象征性的框架--埋葬。两人同时以一种积极的形式行动，而之前旺达是面对着兰的。当真实出现时，我们不能直接面对它，而只能以碎片的形式，因为它太令人痛苦了。

细节方面，当我们发现旺达儿子的头骨时，镜头聚焦在旺达身上，下一个镜头是他们开车穿过树林，这种性质代表了他们所处的精神层面。

然后，萨克斯手进入了故事，整部影片中万达试图向艾达灌输重新进入生活的物质层面的可能性。伊达并不总保持在她的立场。伊达对身体的凝视捕捉到了性，一种变化已经发生了。

旺达与那个男人没有真正的接触，她与自己的接触是与她看到的伊达的放弃有关的，以使自己沉浸在生活中。她继续追随红头发的家族故事。

场景中，她通过照片重建家庭的框架，重建她所经历的故事，它的效果是更加凸显了孤立的维度。

自杀的场景，一个空旷的空间，警告我们一些沉重的事情即将发生。她在屏幕外两次出来，在这个空旷的地方，仿佛要把她吸进去。

万达穿着她的睡衣，她又去穿外套：她体内的空虚使她与内部隔离的维度签订了合同，这是一个她无法走出的鸿沟。她跳了下去

最后，艾达做了她姨妈告诉她的所有事情，穿上衣服，做爱，体验生活。只有这样，她才能做出选择，甚至向她的姑姑致敬。

1.关于导演 导演Pawel Pawlikowski是波兰裔英国人，1957年生于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波兰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虽然来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但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并不极端，父亲则是一个精神自由的人，不信教，他因而得以在一个世俗的环境中长大。 Pawlikowski后来慢慢发现父亲其实是犹太人，并在一些家庭文件中发现自己的奶奶原来当年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他有些吃惊，因为父亲一直没有直接告诉过他这些事情，甚至有些刻意隐瞒。他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非常仁慈并且善解人意，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自我怜悯或多愁善感，一生都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受害者。这一家族史是导演拍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而我想他父亲的人生哲学也许部分影响了导演，使得他在这部电影中采用了如此冷静平淡的风格。 14岁时，导演父母离异，先后离开了共产主义的波兰，他被母亲和继父带去了英国。一开始以为只是来度假，他还挺兴奋，但很快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再回去了，而他甚至还没来的及跟别人道别。不会说英语的他感觉自己当时就像个傻子，跟故乡的童年时光，那里的朋友，新女朋友，熟悉的庭院等被强行隔断，这一变故对他的冲击相当大。因此拍摄Ida，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试图恢复童年印象中的波兰，重新唤起童年时那些声音和画面，记忆中的面孔和生长环境的一种尝试。 有意思的是，导演的父母各自再婚后，又相继离婚，最后在异国他乡竟又碰面，再次碰撞出爱的火花，两人复婚后一直居住在慕尼黑，直到去世。在柏林墙倒塌后，导演带着父母的棺椁回到波兰，在家族墓地安葬。 2.关于Ida 片中Ida是来自犹太人家庭的见习修女，父母都死于二战大屠杀，剧本的这一设定来自于八年前（2007年）Pawlikowski了解到的一位波兰神父的故事。这位神父像Ida一样，小时候在二战中幸存了下来，在修道院里被养大，长大后顺利成章的成为了神父。30多岁时，他发现了自己身为犹太人的事实，开始对自己的犹太背景感兴趣起来，并且尝试着融合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和犹太人血统，现在应该仍在努力。导演觉得这个案例很有意思，是写故事一个好的出发点，于是在此基础上开始构思这部电影。 关于Ida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Ida的扮演者Agata Trzebuchowska不是专业演员，从没学过表演。她是Pawlikowski的朋友在咖啡馆里偶然发掘到的。在电影的筹备过程中，Pawlikowski认为Ida这个角色是如此的奇特而不同寻常，因此经过了4个月的寻找后仍旧一无所获。在这段时间里他面试了约400个年轻的女演员或戏剧学生，没有一个符合他的要求。电影即将开拍，有些着急的导演拜托他在华沙的朋友继续为他寻找。然后有一天，他正在巴黎，一个朋友给他发来信息说，在咖啡馆里有一个女孩儿正坐在他对面读书，看起来有点意思。导演赶紧让朋友偷拍了一张照片。从照片来看，这个女孩一点也不像修女，她穿着很潮的衣服，化着很酷的妆，像个嬉皮士，然而她的确有种特别的气质。导演辗转联系上了这个女孩儿，见面之后让她卸了妆，惊讶地发现她其实很适合演Ida。特别是两个人开始交谈起来后，他了解到这个女孩是个非常有趣，坚强而且踏实的人，她就是Ida。更妙的是，女孩并不想演戏，一点也不想成为演员，她之所以来见导演是因为她喜欢导演的一部电影，“夏日之恋”。这部电影对青少年时期的她影响很大，对导演好奇之下才答应来见面。因此事实上Pawlikowski还得努力说服她来出演这部戏。在他的强烈要求之下，姑娘同意跟扮演Wanda的Agata Kulesza一起试演几段戏。在试戏过程中，Pawlikowski发现她实际是个非常安静的女孩，而这一点非常好，更加符合Ida的角色。两个人突然间就成了朋友，她也渐渐了解到本片并不那种随便拍拍的工业流水线电影，而是一段她可以参与其中的很有趣的拍摄历程，受到吸引的她决定出演，并奉献了精彩的演出。 3.关于Wanda 姨妈Wanda角色原型也来自导演的真实经历。Pawlikowski大学所学专业是文学和哲学，然后在牛津大学读的德国文学的研究生。80年代早期，他在牛津大学碰到了一位非常有魅力的老太太，她是Wolfson学院一位教授的妻子，大约70多岁，因为当时在牛津并没有多少会说波兰语的人，所以老夫妇偶尔会邀请他去他们家吃饭喝茶。慢慢的他们成了好朋友，而导演也非常喜欢这位老太太，因为她非常热情，风趣，言辞犀利而且洞察世事。然而十年后，导演很吃惊的在BBC新闻上听说波兰政府正在要求以反人类罪引渡这位女士，因为在50年代早期她是斯大林主义政府的国家检察官，组织掌控了持久的针对无辜人民的预先定罪审判，这位老太太就是Wanda角色的灵感来源。 4.关于摄影 本片采用黑白片手法拍摄，画面比例构图都很有特点。这与Pawlikowski自己的喜好有关。他喜欢黑白老电影，尤其喜欢法国新浪潮早期的捷克新浪潮电影，这些电影都是黑白色，通常也是4：3比例。他记忆中的波兰是黑白的，他随身携带的几个家庭相簿也都是黑白的，而且有着奇怪的版式和比例。对导演来说，这些相册有种忧郁的美，照片的内容比较简单，两个人，一条狗，一个台灯，远处的一辆车等等，是那种更空更纯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会像现在人一样无时无刻不处于镜头下。本片的摄影构图也体现了类似的美学观点。 主要翻译自NPR fresh air对导演的访谈：http://www.npr.org/2015/02/12/385742784/ida-director-made-film-to-recover-the-poland-of-his-childhood

本科蹭电影课的时候，有个老师在形容一部电影不好的时候，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片子差到两个小时的图像都找不出一帧可以做海报的！”我想如果他看了《伊达》，一定会把这句话反过来说：这是一部影像的奇观，随便哪个镜头抽出来都是一幅完美的静像。其他片子虽然也会放出很多剧照，但是媒体翻来覆去用的也就那么两三张。《伊达》可不是，不管在欧洲还是美国媒体上，不管在平媒、网媒还是影院门口，在看片子之前我已经发现无数张绝美的剧照，但始终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精挑细选过的特例。直到在影院里目睹一帧帧完美的镜头像一幅幅凄美的印画抒情般地展现一个个视觉效果精美到让人潸然泪下的黑白片段。 也许正因为此，在超长度影片大行其道的今天，这部还不到九十分钟电影经典格式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如此精致的影像，若是持续两个小时，怕是人财两方面都吃不消。对话的精简是该片另一个极简主义的方面，不但是缄默的伊达／安娜，就连片中台词最多的汪达，每一句的信息量也都巨大，几乎没有废话。 这样沉默与素净的美丽中，展开的是一个挖掘往日悲剧的故事；公路电影和侦探情节的表象下，是一场心灵与灵魂的清算。而清算中浮现出的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图景，犹太人、基督徒、无神论者，纳粹、斯大林主义者，罪人、受害者，弱者、强者，转变也许就在弹指之间。这毫无疑问是波兰历史的一个隐喻，是一位旅居国外多年的艺术家（导演Pawel Pawlikowski）对祖国历史的追溯，对故乡历史的清算，对集体身份的再探索。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都罪孽深重，每个人都伤痕累累。影片虽然用了黑白技术，但其色彩的真正基调却是忧郁而暧昧的灰色。 Pawlikowski一九五七年生于华沙，《伊达》的故事开始前不久。十四岁随母亲在西欧各国辗转，最终定居英国。他大学里攻读哲学和文学，后来为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此外还是研究德语诗歌的学者。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拍电影不是一个职业，而是随心所欲的游戏，人生很宽广，电影只是其中一小部分。Pawlikowski四十出头才拿出自己第一部剧情片。他的第二部虚构作品《最终归宿》（Last Resort）讲述一位俄国母亲带着孩子去英国会情人未果的故事，有很强的自传性，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二〇〇四年的《爱的夏天》（My Summer of Love）展现出这位纪录片出身的导演对画面超强的驾驭能力。二〇一一年，他把Ethan Hawke拉下水，演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五区女子》（La femme du Vème）。 创作者巧妙地将时间定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共产主义理想与革命作为统治模式的巅峰时期。片中人物就在这个一切看上去都十分稳定的台风眼中追寻二战的记忆，仿佛一切都会像这样继续下去。观者眼中定能看出些许讽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代之后的东欧发生了什么。当我们以眼下的情况作出选择的时候，谁会想到每个人的命运都会在日后的社会政治风暴中重新洗牌呢？一九四二年出卖汪达犹太亲人的波兰基督徒到了一九六二年会畏惧她手中的党国权力，可是一九九二年时又会怎样呢？所以汪达的纵身一跃看似有些惊人，甚至突兀，但却是影片叙事逻辑的必然。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再也经不起一次次的血腥清算。这样剧烈的社会变迁，反应在每个个体的生活里，便只能是片中那沉默般的自然过渡。哪怕是最血腥的罪行，也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被抹去踪影。“反正没有任何证据”，作恶者说，而受害者也默默接受。这是一场灵魂的清算，不能再提其他要求。 饰演汪达的Agata Kulesza是波兰老戏骨，在戏剧舞台上把演技磨练得炉火纯青。汪达的最后一天是她最震撼的表演，从浴缸里绝望的面容，到纵身一跳那自然的突兀。饰演女主角的Agata Trzebuchowska则完全相反，任你穷尽所有电影资料库，《伊达》就是她货真价实的处女作，之前再找不到其他作品。有好事者挖出报道，说Trzebuchowska是Pawlikowski在街头咖啡馆挖到的宝，并力劝她出演此角。事实证明这个努力很值，Trzebuchowska用眼神代替了台词，把这个最易脸谱化的“天真少女”刻画得棱角分明。她怯怯的声音、怯怯的步伐、怯怯的存在里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而能将此演绎出来的能力，几乎只能是天生的。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在巨变中被深深撼动的可能并不只是性命，还有身份认同。身份的悬而未决、模糊不清以至于焦虑难耐是贯穿全片的线索。天主教修道院中长大的女孩忽然发现自己是犹太人，而在发誓献身信仰前有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神性和俗欲的焦虑进行了一场八十二分钟的拉锯战。共产主义的信徒试图用未来而非过去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从革命斗士到精神幻灭的物质女郎，汪达俨然是东欧乃至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缩影。 影片的原声挑选也是用心良苦，从波兰爵士名伶Maria Koterbska到莫扎特的交响曲，从节拍乐名曲《Jimmy Joe》（正好是六二年的作品）到巴赫的颂赞曲《主耶稣基督我呼唤你》。圣与俗、天真与世故、原谅与记恨、未来与过去，当我们以为一切又要陷入无聊的黑白二元格局时，导演狡黠一笑，把一切恩怨情仇、高雅低俗都化解在了暧昧不清的灰色中。伊达的情人里斯是一位爵士乐手，主攻萨克斯风，他对伊达说自己最爱的乐手是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1926—1967）。这也不是一个随便的选择，柯川的后期作品受“灵性”（spirituality）文化影响很大，到了六十年代甚至有很强的宗教意味。这或许是创作者有意放置的宗教线索，或许是人物本身灵性一面的暗示，又或许只是为了取悦女孩的小把戏：里斯的名字Lis在波兰语方言词源中意为“狐狸”，有狡黠的意味，他还自称有吉普赛人血统。 但就是这样一个将虔诚的修女诱惑到初尝肉欲禁果的精灵般的男人，还是无法回答伊达关于永恒的问题：“然后呢？”相爱相许、结婚安顿，然后便是生活的繁琐和烦恼。这不是伊达想要的答案，她的答案没有人能给她——只有神才能给她想要的永恒。影片在构图上大量使用主要人物的去中心化，而美仑美奂的图像竟能成功地让视觉注意也从演员脸上移开。也许是出于谦逊，也许是无能为力，人将自己从生命的中心拿下来，供上其他事物，或是耶稣基督，或是香烟美酒，或是仇恨愤怒，或是歌舞升平。可重要的是，“人”都不在中心。而不管我们放在这个中心的是一个什么偶像，它的名字都一样，不过是一种让人虚脱的无力，一声无奈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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